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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中共贵阳党组织的建立及其早期斗争

作者:宣教处 发布时间:2012-04-25 访问次数: 次 字体:【

第三章

中共贵阳党组织的建立及其早期斗争

 

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这一论断已经由中国革命的实践作了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成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领导核心,最根本的是她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路线,同时又有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路线来保证其政治路线的实现。

贵州经过革命理论学习和抗日救国运动洗礼的进步青年们,既了解了苏俄十月革命和中国大革命的某些动态,又了解了苏俄从沙皇统治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历史过程,就不得不反复思索“中国向何处去”、“中国青年的社会责任是什么”等一些涉及世界观及人生观的问题。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的同时,如何结合学习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如何解决当前的奋斗目标,如何解决斗争的方式方法问题,便历史地摆在广大进步青年面前。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贵州省各地开始出现一些中共党的组织,1929年中共四川沪县中心县委在贵州赤水建立了中共赤(水)合(江)特支;1932年红七军在贵州望谟建立了卡法支部;1934年中共毕节党支部成立。这些组织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当地实际结合起来,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活动,为贵阳地方党组织的建立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与此同时,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红七军转战黔东南。韦拔群领导的黔桂边委在黔西南的贞丰、册亨、望谟等地开展活动。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三军千里转战黔东。肖克、王震领导的红六军团,在印江木黄与红三军顺利会师。此时,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革命受到极大损失。中央红军没能粉碎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正准备进行战略大转移,全国革命处于低潮。贵州当时还是地方军阀统治,国民党中央在贵州没有势力,加上贵州与省外的公路尚未修通。在这样封闭的政治、地理环境中,受到外界的影响较小。尽管如此,在一批从外地来贵阳的共产党员的努力下,贵阳的党组织开始建立,并在活动中经受考验成长壮大起来。

 

一、中共贵阳党组织的建立

贵州西北的毕节县城,与四川云南两省接壤,九一八事变后,毕节县城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活动。1932年初,在贵阳高中读书参与领导贵州学生救国团的秦天真,离开学校,回毕节家乡,受聘于毕节第二中学任教,在爱国青年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组织关于十月革命和苏联文学的讨论,联系了邱照(徐健生)、邱在先、熊蕴竹、宁起锟、王树艺、孙师武等爱国青年、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

秦天真,贵州毕节人,1909年出生在毕节县一个贫困家庭。6岁进私塾读书,后转入小学接受教育。小学毕业进入县城讲习班学习。1925年由毕节到贵阳求学,考取了省立第一中学。1928年初中毕业,随即又考入该校高中部学习。后又转入贵州省立高级中学继续学习。在贵阳读书期间,阅读和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和革命文学作品,还有一些进步报刊。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九一八事变后,作为贵阳高中的代表,参加贵州省学生抗日救国团,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并与进步青年在抗日救亡运动处于低潮时,认真学习革命理论,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人民获得解放。

1933年冬,在外省从事革命活动的毕节人林青、缪正元(缪伦)从上海回毕节,同秦天真取得联系,当即投入宣传抗日的热潮之中,共同组建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

林青,原名李远方,又名李肃如,化名矛戈、刘应生,1911年出生在毕节县城一个贫民家庭,童年时代,曾在一家商号当学徒,15岁到重庆,由于他爱好文艺,参加了当地演出进步话剧的话剧团。1927331,在重庆各界举行抗议英、美帝国主义炮击南京暴行的群众大会上被捕,经营救出狱,考入西南美术专科学校,1929年在美专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林青离开重庆到上海,进提篮桥一家锁厂当学徒,接上组织关系,在沪东团区委工作,与在上海沪南团区委工作的毕节青年缪正元相遇以。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林青与在上海的贵州同乡缪正元、金啸远、谢凡生等成立朝阳音乐社,在上海工人区演唱抗日歌曲,以文艺为武器,推动群众运动。1932年,林青被上海英租界巡捕房逮捕,与中共党员吴亮平同牢房(吴在1935 年初时为中央红军一军团地方工作部部长)。1933年林青出狱,党组织已被破坏,在找不到上级党组织的情况下,林青与缪正元于1933年底一起回家乡贵州毕节。他们很快联络上过去的好友,现已成为省城抗日救亡运动的学生领导人之一的秦天真,共同的理想和抱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热情使他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他们很快联络上邱照、邱在先、王锡珍等人,为开展革命活动作准备。在林青的倡议和发起下,首先在毕节成立了“草原艺术研究社”,这是一个以文艺活动为形式,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抗日主张为内容的革命团体,它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如邹慕桥、熊蕴竹、王树艺、宁起昆等,积极扩大革命活动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在毕节的建立奠定了组织基础。19341月林介绍秦天真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由林青作介绍人,缪正元作监誓人,举行了秦天真入党宣誓仪式。就此成立中共毕节党支部,林青任书记。中共毕节支部的诞生,为贵州共产党人开展革命斗争和建立中共省级组织奠定了组织基础。

草原艺术研究社在林青等领导下,发展很快,除青年学生外,参加者还有中小学教师、社会各界人士。他们通过文艺演出活动,向毕节人民进行抗日宣传,在教育群众,鼓舞群众,支持与赞同革命的宣传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毕节驻军军官调戏侮辱一女学生,该生不忍凌辱、自缢身亡。事件发生后,党支部联合毕节中学进步学生一起,动员各校学生上街抗议示威,抬棺游行,散发快邮快电。这一系列活动,使毕节反动当局恼羞成怒,欲抓捕林青等人。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1934年夏,草原艺术研究社停止公开集会,转入分散隐蔽活动,其主要成员林青、缪正元、秦天真等相继转移到贵阳、安顺等地活动。

经过抗日救亡斗争的洗礼和一批革命人士在贵阳深入地进行活动,贵阳进步青年在思想上逐步成熟,进步的知识分子亦在不遗余力地宣传进步思想,严金秋和尹素坚等集资购买进步书刊,办起星光图书馆。在此基础上,成立星光读书会,联系了一批追求进步的知识青年。

缪正元从毕节到贵阳后,通过严金秋认识了谷友庄夫妇,经谷友庄介绍,缪正元与邓止戈、黄大陆见面,商议在贵阳如何搞革命。黄大陆说“在贵州搞革命必须有武装,这个武装必须由共产党来领导。”不久,秦天真从安顺来到贵阳,与缪正元一起住进忠烈街8号邱照住地。缪正元与秦天真交换意见后,通知尚在安顺活动的林青来到贵阳。

在尹素坚家,缪正元将邓止戈、黄大陆介绍给林青,林青与邓止戈接触后,相互介绍了自己的情况。邓止戈征得林青同意,于19348月发展黄大陆加入中国共产党。

这段时间,在外地进行革命活动的贵州青年先后回到贵阳的,还有谢凡生、李光庭、喻雷、王毅、肖仕铣、王石安、赵促成、刘茂隆(刘雪苇)等。

谢凡生早年在贵阳达德学校和贵阳高中读书时,与丁树奇、饶博生、吴夔、高言志、秦天真等进步同学经常聚会于协同书店。1931年谢凡生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他参加了林青、金啸远等组建的朝阳音乐社,参与反日大同盟领导的游行、募捐、演讲等活动,并将学习文件、宣传品寄给贵阳的朋友。19324月被捕,囚于上海西牢,在狱中由金啸远介绍入党。残酷的监狱生活,使他失去了一条腿,19338月保外就医,回到贵阳,他和林青、秦天真等见面后,以协济药庄老板的身份为掩护,投入贵阳的革命斗争。

贵州松桃县人李光庭,曾参加第一次大革命,在贺龙部下当兵,南昌起义失败后,只身到鄂西,利用同乡关系打入黔军八十五师,担任教导大队助教。1931年,教导大队分队长、贵州瓮安县人舒保初介绍李光庭等10余人入党,拟以党员为核心,策划八十五师官兵起义参加红军。由于叛徒出卖,除李光庭、喻雷、王毅等连夜逃跑外,舒保初等9人被杀害。李光庭等脱险后,随唐寿南到炉山(凯里),从1932年到1934年,李光庭等人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坚持革命活动,主动在炉山、台江、黄平、镇远、麻江、剑河等广交朋友,发动群众,为开展农村武装斗争做了大量准备工作。1934年冬,王毅到贵阳找到秦天真,接上了组织关系。

1933年前在上海经贵州纳雍县人徐进介绍入党的大方县人肖仕铣、织金县人王石安和四川人赵促成,也在1934年先后回到贵州,与贵州党组织建立了联系。

贵州郎岱县人刘茂隆,30年代初在上海从事党的工作,193410月回到贵阳,依靠星光读书会和在上海结识的贵州青年,短期内即在贵阳、安顺、独山、郎岱建立起文学研究会和社会科学研究会。12月严金秋介绍刘茂隆和秦天真会面。

由于各方面革命力量的汇合,促进了革命工作的发展。短短时间里,以贵阳为中心,毕节、安顺、织金、遵义、炉山等地和贵州军阀部队里,都开展了革命工作,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

随着革命力量的不断发展与汇合,在没有找到上级党组织之前,为了积极开展贵州的革命运动,一批革命青年于19349月组成贵州省革命工作委员会,由林青、邓止戈、秦天真、缪正元、高言志、李余生、肖仕铣、王石安、赵促成组成,亦称“九人工委”。这是一个以中共党员为核心,以信仰马列主义、共产主义为宗旨的党内外革命青年组成的革命组织。其任务是发展革命力量,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培育进步青年,委员会成员分别在军队和地方利用合法身份开展活动。具体分工是:林青到遵义,高言志到三合(今三都县),缪正元到安顺,秦天真留在贵阳,邓止戈、黄大陆留在黔军中,由于黄大陆在军队任要职,不便参加“九人工委”。

19349月,黔军二十五军一师师长何知重,曾三赴观音庙,邀请黄大陆出任该师少将参谋长。这时,因内战已开始转移到川湘黔桂,作为西征先遣队,红六军团前锋指向贵州。何知重被任命为全省“剿匪”副总指挥,故重用黄大陆为之主持军务。黄大陆就职后,把肖仕铣、缪正元、周凤逸(周辛农)、王树艺、杨益民等都安排到部队的电台等机要部门工作,以利于开展兵运。

林青、秦天真于19348月介绍贵州省立第一中学学生邱照等入党,这是贵阳发展的最早的党员之一。继后,在贵州省立高级中学、贵州省立师范学校、贵阳女子师范学校、私立达德中学等学校也发展了党员。1934年冬,邱照与王坪、邱应根组成党支部,因支部书记邱照是一中学生,故名中共贵阳一中支部。随后,在贵阳又成立了中共省立高中支部,由省立高中学生夏之纲、李策、孟昭仁(孟心田)、吴绍勋等组成,夏之纲任书记;还成立了贵州省立师范学校支部。由该校学生李忠良(后改名:李中量)、王大纲、蔡时容组成,李中量任书记。

 

二、中共贵州省工委在贵阳的活动

设法找到党的上级组织,是贵州地下党人的中心任务。为此,林青曾到黔东,试图与活动于湘黔边境的红军取得联系,未果。193412月中旬,中央红军长征从湖南通道向贵州腹地前进。19351月占领遵义,此时正在遵义隐蔽活动的林青,经过寻访,见到了早年同被关押在上海西牢的难友吴亮平,吴此时担任红军一军团的地方工作部部长,经吴引见,林青向中央地方工作部部长李维汉(化名罗迈)口头和书面汇报了贵州党的工作,中央承认了贵州地下党,批准由林青、邓止戈、秦天真组成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工作委员会,林青任书记兼遵义县委书记。这是红军长征中批准建立的唯一的省级组织。

19351月底,林青返回贵阳传达中央决定时,因邓止戈随军在贵州西路未能参加,省工委决定刘茂隆任省工委委员,由林青将此决定向中央汇报。当红军第二次占领遵义时,林青赶赴遵义,途中被阻,未能向中央报告,根据贵州具体情况和当时的工作需要刘茂隆一直作为省工委委员进行工作。

19353月,中央特派员潘汉年,化名杨涛,从遵义到贵阳,按规定暗语接上关系与秦天真见面,秦向其汇报了贵州地下党的工作的工作。潘汉年传达了中央对贵州地下党的指示:一、做好面向遵义、重庆,背靠云南的准备;二、密取国民党的作战地图、密电码及飞机联络符号;三、掩护潘汉年去上海,以便恢复党中央和共产国际中断了的联系。其核心是要求贵州地下党组织配合中央红军的长征,与川黔边的斗争相联结、相呼应,牵制滇军活动,减轻红军的压力,并留下与中央在香港的联络地点及暗号。

19354月,秦天真通知在黔军犹禹九部时已改编为国民党中央系统的一0三师任参谋的邓止戈,到岩脚(今属六枝特区)会面。传达了中央特派员潘汉年安排的任务。秦天真离开岩脚时,缪正元建议利用国民党整编部队的机会,多指派几个同志到一0三师开展兵运工作。秦天真回贵阳后,立即指派孟昭仁、王大纲、郑成诗去一0三师,因为黄大陆不在,工作没有能及时安排,仅王大纲留下,孟、郑仍回贵阳。

按省工委指示,打入国民党军队中的共产党员积极活动。黄大陆通过友人范鼎三以林秀生旅部的名义,在赤水贵州军阀候之担处得到贵州军事详图,缪正元利用职务之便获取国民党密电码本,邓止戈通过长期搞兵运的经验掌握了敌人飞机联络符号及国民党部队头面人物的通讯代号。按照中央的要求,为了潘汉年的安全,中共贵州省工委选派女党员蓝运臧与潘汉年假扮夫妻护送其去上海。红军长征进入贵州的关健时刻,中共贵州省工委在很短的时间内,果断而迅速地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充分显示了中共贵州地下党的坚强与团结。

省工委的建立,进一步促进了贵阳地区党建工作的开展。19353月,中共省立贵阳女子师范学校支部建立,隶属省工委领导。4月,中共贵阳县委成立,县委书记先后由李忠量、汤幼新担任,委员吴绍勋、孟昭仁。5月,高昌谋、陈廷维、石蕴尧组成中共贵阳中学支部,支部书记高昌谋。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各外围组织及群众团体的工作搞得很活跃,《贵阳文艺》继续出刊,林青成为主要撰稿人,他写的《论现实主义的文学》,是一篇很有见地的文学论著,刊登后引起贵阳知识界的重视。他还多次帮助青年教师们修改《劲草》副刊的文章。五一前夕,《贵阳文艺》发表了林青撰写的《为“五一”国际劳动节告劳动大众书》的文章,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刊物当即被查抄,主编曹儒森被捕。

蒋介石为追剿红军,派吴奇伟、薜岳率部进入贵州,借机在贵州扩展实力,逼迫王家烈交出了军政大权。蒋介石即委任吴忠信为贵州省主席,并把二十五军全部整编为五个师,一律调离贵州。国民党在挤走贵州军阀后,推行“新县制”,实行“党特合一”方针,推行“新生活运动”。国民党在《新黔时报》副刊出版的文章,激起了贵阳民众的愤怒,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妇女救国会率先在《惊蛰》上发表了反击文章,震动了贵阳,许多人说《惊蛰》说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实在是大快人心。反动当局则恨得要命,当天就派人砸报社,打编辑,还到妇女救国会大耍威风,遭到该会理事熊蕴竹、严金秋、孔华等的严正驳斥,来人只得灰溜溜地走了。但国民党当局并不甘心,仍继续在报上发表文章,甚至刊载侮辱妇女救国会的文章,妇女救国会再次组织文章反击,国民党省党部却不准刊出,并下令《惊蛰》停刊,妇女救国会便以《芒种》为名,借用一张小报的版面照常出刊,抨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对革命力量的政治迫害。

五四运动十六周年前夕,中共贵州省工委安排严金秋等起草《纪念“五四”、“五卅”告同胞书》,要求学生会和妇女会联合举行纪念会。集会那天,代表们怀着满腔热情,在集会上愤怒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号召全省同胞团结起来,反对内战,一致抗日。会议在热烈的气氛中散发了《告同胞书》。会后,还发动了纪念“红五月”活动,各校宣传队上街演讲。

 

三、“七·一九”事件

1935年前,贵州处于地方军阀统治下,黔军虽然接受国民党中央统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但只是流于形式。国民党中央曾派人到贵州组建党组织,地方军阀硬不让他们插手,其在贵州的特务势力,仅有在省党部工作的袁慕莘与罗增映两个通讯员。1935年,吴忠信就任贵州省主席,国民党中央势力伸入贵州,挤掉地方军阀势力,在党政军警方面实行全面统治,贵州才真正成为国民党中央统治下的行省。其特征之一就是强化特务活动,建立特务组织。

为了实行蒋介石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国民党贵州省党部实行改组,实施“党特合一”的方针,把国民党党政的公开工作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处,即1938年后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与国民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的特务秘密活动合为一体,对人民实行残酷的统治。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所属调查处,亦称特工总部,指派曾担任中国共产党高级职务、后叛变投敌的陈惕庐(陈资平、陈治平)为贵州省党部设计委员、肃反委员,他带来孙秉礼、程剑声等一批特务骨干分子,于19354月组成贵州特务室,由牟希禹任主任,策划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特务活动。陈惕庐熟知我党活动规律,故采取“以外围对外围,以核心对核心”等策略,当即在贵阳建立“兢兢读书会”,后演变为“青年阵地社”,不但在贵阳各中学建立组织,发展青年阵地社分子,还在省内的遵义、安顺等地建立分支机构。

贵州特务室成立不到三个月,就在贵阳制造了血腥镇压共产党人的“七一九”事件。

贵州特务室“高干会议”成员、省党部民运科长孙秉礼,是在陈惕庐之后离开南京到贵阳的。离开前一天,特工总部指导组长王剑虹交给他一份情报,说贵阳男师学生何冠群、陈克勤等参加中共组织活动,令其配合陈惕庐以此作为侦察我党活动的线索。

19355月,特务骨干分子程剑声在贵阳检查邮政电讯中,截获林青以“矛戈”为化名从遵义寄到贵阳的信件,“矛戈”二字引起敌特注意。在五四、五卅纪念活动中,地下党组织布置党员和外围组织成员学习讨论,到贵阳街头宣传。陈惕庐得到情报后,便布置特务、青年阵地社骨干分子和省党部的部分职员,按事前拟定的提纲,了解哪条街是哪个学校的宣传队,宣传队的领导人、演讲人和活动分子姓名,演讲内容和观点等,写成书面报告。陈惕庐汇集这些报告,判定是共产党组织统一布署的活动。

19355月,陈惕庐利用曾参加星光读书会活动的陈明仙害怕失业的弱点,施加压力,迫使陈明仙供出领导人系严金秋。不久,陈惕庐又发现陈明仙的日记上载有:某天上午,到严金秋家,看见一位男青年在洗脸,严介绍说是刚从上海回来的刘茂隆先生。

1935年上半年,罗增映发展其外甥王桂增和王的结拜兄弟孙克武、牟剑秋、丁大铨、颜明章,潘大铨等男师学生加入特务组织。陈惕庐要他们伪装进步,混入群众中搜集情报。王桂培利用同乡关系,与地下党员肖文接近后,发现肖的领导人是刘茂隆,住在万宝街(今公园西路)开缝纫铺的李忠量家。

贵州特务室根据获取的线索,通过周密策划,于1935719日上午11许,由行动股长李少白带领一伙特务到李忠量家,当场逮捕刘茂隆、李忠量、肖文 、郑成诗。接着采取“蹲点守候”的伎俩,迫使李忠量的父亲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在铺面上缝衣服,当汤幼新、严金诚、陈克勤、凌毓俊赶来,向刘茂隆报告特务到男师捕人的消息时,误入陷阱,亦遭逮捕。

之后,地下党员李策也前往出事地点李忠量家。当陈惕庐来到贵阳后,省工委发觉陈惕庐这个叛徒对党组织的威胁很大,决定伺机处置。鉴于李策体魄健壮,擅长武术,精明能干,对党忠诚,适合执行这个任务,乃让李策通过同学、青年阵地社骨干丁慰慈的关系接近陈惕庐,待摸清其行动规律后,伺机击毙。当李策到出事地点被特务拘留盘问时,李策诈称:“是先生(指陈惕庐)派我来这里的。”特务感到蹊跷,请示李少白,李确曾在陈惕庐处见过李策,说是“自己人”,便把李策放了。李策判明没有特务尾随之后,赶到忠烈街8号,向秦天真报警,秦要他设法找到林青,以防不测,并派人到万宝街两头隐蔽警戒。李策到大井坎夏之纲家,布置支轴和夏之楣两个女同志到万宝街两头执行警戒任务,接着到大公巷林青住地吴绍勋家,要吴绍勋设法找到林青。之后,李策按照秦天真的安排转入乡间隐蔽。

在万宝街警戒的两人,见天已黄昏,便自动撤离,支轴还冒昧到李忠良家探听虚实,亦遭逮捕。天黑后,林青由城外返回,径直前往李忠良家落入敌手。次日晨,特务闯进大公巷吴绍勋家,先后逮捕吴绍勋、何群、孔华与罗朝秀。随后又逮捕了何冠群、赖新民、史继祖、石蕴尧、朱世芬等。

林青、刘茂隆等被捕,敌人妄图以此打开缺口,达到破坏整个中共贵州地下党组织的目的。

在监狱中,陈惕庐亲自审问“要犯”林青、刘茂隆,陈惕庐审问林青时,大谈“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林青针锋相对地说:“国家要强盛,只有走共产主义道路。”陈惕庐无耻的引诱说:“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共产主义万骨枯,你年纪轻轻,何必为共产党断头呢?”林青反唇相讥:“先生原来不也是CP吗?”令陈惕庐气急败坏。他软硬兼施,企图用封官许愿、名誉、地位进行引诱,见此招不灵,则露出狰狞面目,施酷刑进行折磨。但在铁骨铮铮的共产党人面前,阴险狡猾的敌人都以失败告终。特务机关无计可施,决定将林青、刘茂隆判处死刑。支轴、肖文、汤幼新、郑成诗、吴绍勋、孔华、罗朝秀、严金诚、陈克勤、石蕴尧、史继祖等11人被判处5年徒刑。李忠量、何群叛变投敌。凌毓俊、何冠群、赖新民、朱世芬以及无辜受牵连的其他群众,通过社会关系取保释放。

在监狱看守林青、刘茂隆的董亮清,原系在上海与党组织失掉联系的共产党员,愿舍身相救帮助越狱。根据监狱的规定,同案叛处死刑的政治犯必须分别关押,每个号子各派一名看守,董亮清每次只能看守一人,因此他们两人中只有一人有越狱机会。在生与死的抉择关头,两个坚强的共产党员相互把生的希望让给对方。在林青的坚持下,刘茂隆服从了越狱的决定。820日深夜,董亮清接班,恰恰是看管刘茂隆这间牢房,刘在董的掩护下,巧妙越狱成功。狱外同志闻讯,及时将他二人护送到进步青年孙静华家隐蔽起来。

根据敌人档案对这次事件的记载,敌人把刘茂隆说成省委书记,把林青说成省军委书记。刘茂隆越狱后,敌人十分震惊,布告全省严加追缉并加强警戒。911,荷枪实弹的一大群军警押着林青“游街示众”后,公开杀害在贵阳六广门红石坡,妄图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却未料到身负刑伤的林青沿途高呼口号,高唱《国际歌》。凶残的敌人用刺刀刺穿他的两腮,也阻挡不了这位宁死不屈的共产党员临刑前蔑视敌人的正义呼声。国民党的报纸在914报道处决林青的消息时说:林青“憨不畏法”,亦足以证明林青英勇顽强的光辉形象。中共贵州省工委第一任书记林青牺牲了,却留下了光耀后世的誓言诗句:“真理被‘道德’(即:反动派压制革命与进步的所谓‘道德’)欺骗,两种人类各在一边,愿将满腔热血,换来幸福人间!”①(①《贵州革命烈士诗抄》第32页,贵州省博物馆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010出版)林青的牺牲,是初建的中共贵州党组织的一个重大损失,却唤起广大群众对共产党人的敬佩,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愤恨。一些被欺骗参加青年阵地社的人,也有所悔悟,以至退出青年阵地社,加入共产党领导的群众组织。国民党贵州当局也意识到搞“游行示众”杀害共产党人的做法并未达到预期目的,此后便多采用秘密杀害的手段。

 

四、挫折后的应对措施

刘茂隆越狱后,国民党当局下令全城戒严搜查。为防止意外,党组织先把刘茂隆从孙静华家转移到石岭街尼姑庵里,继而又先后转移到城郊宅吉坝中共党员李光庭家、乌当北衙寨唐植民家。董亮清则隐蔽到邱天庭(邱闵)的朋友牟酮祥的姐姐家,巧妙地躲过了敌人的搜捕。

林青牺牲后,贵州省工委为了总结教训,重整旗鼓以利再战,省工委委员秦天真于9月底通知在外县工作的邓止戈回贵阳,在宅吉坝李光庭家召开省工委会议。①(①注:这次会议中共贵州党史称“宅吉会议”,又因此时正值农历8月,亦称“八月会议”)会议上刘茂隆向组织汇报了他被捕的情况,狱中表现和越狱经过,介绍了林青等同志狱中斗争情况。同时也对董亮清的情况进行了了解和审查。

省工委总结了“七一九”事件的教训,号召全体党员不要在挫折面前低头,要吸取教训,把工作做得更好,为此,省工委做出决定:

一、        向林青同志学习,英勇奋斗,战胜敌人。

二、        改变党的工作方式方法,变集体活动为单线联 系,由党员个人去团结教育自己周围的人。

三、        暂时停止发展党员,做一段巩固工作,避免破坏,看准了再发展。

四、        刘茂隆转移到上海。

五、        尊重董亮清同志的选择,帮助他转移回山东老家。

六、        秦天真到西路视察丁沛生领导的游击队以后,到香港、上海找党中央联络点,汇报贵州工作。

七、        邓止戈到毕节一带继续执行中央指示的“面向遵义、重庆,背靠云南”组织武装的任务。

刘茂隆离开贵阳前,曾在石岭街关清明所在的尼姑庵举办了有喻雷、关键(关清明之弟)、张恒兹、姚祖德、刘启华参加的军队党员学习班。刘到上海后,找到中央设在上海的共青团中央机关,向团中央书面报告了贵州地下党的工作情况,要求团中央领导贵州工作,但由于某种原因而没有实现。

邓止戈在贵阳期间,曾派党员杨天源回遵义清理黔北游击队,准备与川南游击队会合,建立川黔边区根据地。

秦天真离开贵阳时,把党的关系及有关文件交给尹素坚,告诉她只可保存和发展进步关系,不可开展活动。尹素坚不负党的委托,不仅妥善地保存了党员和党的群众组织的名单,而且利用她是省教育厅职员的有利的社会关系,把已经暴露和可能暴露的邱照、高言志、吴夔、傅以平、刘才雄等同志转移到高坡小学或都匀师范任教,把她所有工资、乃至廉价出售青苗、变卖家产的资金,用来解决党的活动经费。在省工委领导同志全部转移的情况下,她同李策、丁树奇、陶信镛等在贵阳各中等学校建立了若干读书小组,为全面抗战开始前后组织贵州全省学生救国联合会和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培养了一批骨干。

秦天真根据“八月会议”决定,先到安顺、郎岱,未找到丁沛生领导的武装,对安顺的工作作了安排后,转赴香港、上海,寻找党中央留下的联络点,也没有联系上,只好返回贵州。他先到都匀,后化名余汉生,隐蔽到广西南丹县六寨,在桂系支持的贵州抗日救国军第四纵队毛景周部任政治主任。后蒋、桂之争和解,该部被解散,秦天真离开广西转道上海赴延安。

秦天真在六寨期间,在贵州坚持工作的邱照、李策、王芸生曾先后到秦隐蔽地点汇报工作,秦布置邱、李回贵阳秘密发展组织,布置王芸生回凯里着手建立雷公山武装根据地。

193612月西安事变后,贵州地下党对今后的工作方向急需得到党中央的指示,秦派王石安到香港,向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汇报了贵州的工作,带回党的《八一宣言》、《九月决议》等重要文件。1937年春,李策到六寨向秦天真汇报工作,他接受了秦天真的的指示并携带党的文件回到贵阳,以此指导今后的工作。

 “八月会议”后,省工委的成员按照分工,先后离开贵阳,贵阳地区党的工作交李策负责。李策根据“八月会议”的决定,把七一九事件中未暴露的党员和进步群众,以读书会的形式组织起来。通过读书会的活动,把广大进步群众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

读书会的发展是审慎的,这在“七一九”事件后,党在贵阳的革命活动处于低潮,隐蔽活动是必要的。但读书会的发展又是积极的,否则就不会出现滚雪球式的发展局面。读书会发展一个成员,一般都要经过四个步骤,一是在发展对象上,除了政治表现倾向进步外,还强调应该是在群众中有影响的,所以读书会很注意在功课好和学生自治会或班会负责的同学中寻找发展对象。二是在确定发展对象后,读书会指派成员和这个对象接近,与他建立相互关心和信任的关系,直到能同他坦露思想感情的地步。三是在建立感情的过程中,从个人前途引导他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从国家民族的命运引导他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接受党的方针政策。四是当发展对象已经自觉要求学习革命理论或接受党的方针政策而又能保守秘密的时候,即可吸收其参加读书会。为了更广泛的接触和考查培养对象,读书会除个别进行工作以外,还利用如组织温习功课小组、篮球队等形式进行工作。

李策组织领导的读书会,除了在学校发展外,还通过在电信局工作的孟昭仁在邮电系统中建立了读书会。成员有陶涵春(陶静秋)、罗启珂、陈芷芳、陶祖铭(陶浩)、黄其云、蔡克强、谢群英、苏茂本、梁威等。他们以后都成为邮电系统工运骨干。

学生中的读书会发展最迅速,李策领导的三个读书会,第一个读书会由黄淑萱、丁毅组成,这是读书会的第一层次。丁毅发展了一个读书会,由王漱园、刘幻云、胡定尊组成,黄淑萱发展了一个读书会,由杜良俭、彭启明组成,这是读书会的第二层次。第二个读书会由聂奇慧(聂静涵)、朱瑞珍(朱立彬)、黄奇鑫组成。第三个读书会由邱均治、丁培聪(丁酉成)、尹克恂组成。以后逐层发展下去,如同滚雪球一般层数越滚越多,人数越滚越众。

贵州地下党重视思想建设,是其经得起错误和挫折考验的根本因素。早年参加地下党的同志,往往都是冲破思想禁锢寻求革命真理,进而奋起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把革命的群众运动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合起来,终于确立革命思想,寻求革命道路,创建革命组织。党组织通过读书会、文学艺术研究会、社会科学研究会等形式,来培养教育优秀青年入党。读书会不仅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文艺书籍,而且学习时事,学习做党的工作,学会在残酷的斗争中开展地下活动,学会从自己所处的实际出发,完成党分配的任务,并自觉意识到这就是一步一步向着共产主义方向前进。由于读书会是自觉自愿参加的,自觉自愿的学,生动活泼的学,内容虽广,却能掌握共产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这个根本点。通过读书会形成的这种能力,就是独立做党的工作的能力,即使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也能独立开展党的活动。各级基层组织建立后,始终把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工作放到第一位,组织党员学习党的文件,讲述党的纲领,交流学习心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注意提高党员的政治素质与独立作战能力。因此,虽然中共贵州省工委建立仅半年即遭受较为严重的破坏,虽然被捕人员中包括省工委主要领导和早期参加革命的学运和工运骨干,但贵阳还有4个联络点未被特务机关查觉,多数党员未出问题,活动于安顺、遵义、毕节、织金、独山、郎岱、麻江、炉山等地和潜伏在国民党军队里的同志,都没有受到波及。“七一九”事件后,中共贵州各级党组织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活动更分散,斗争更隐蔽,为此后的革命斗争,保留了火种。随着抗日高潮的到来,党组织进一步发展壮大。 

贵州地下党在敌人的打击面前决不气馁,及时总结教训,充分认识白区隐蔽斗争的长期性、艰苦性以及贵州地区政治形势的特殊性、复杂性。叛徒陈惕庐到贵州担任国民党贵州省党部要职后,省工委就不断给同志们发出警告:法西斯已到贵州,要警惕,要秘密活动。但部分同志没有改变过去的工作作风,以至特务机关乘虚而入。特务机关制造“七一九”事件的线索之一,便是截获林青从遵义寄到贵阳的一封化名“矛戈”的信。有一些党员和群众,是为了到李忠量和吴绍勋家去报警而误入陷阱的。以上这些,也暴露了我们在秘密活动中没有严格执行秘密工作纪律,秘密联络点并不秘密。我们的同志有革命的热情,却缺乏革命的警惕性。对于一个初建的党组织来说,出现这些问题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一个值得永远记住的血的教训。可喜的是,“七一九”事件后不久,贵州地下党即擦干身上血迹,掩埋好同志尸体,迎着白色恐怖,继续进行斗争,说明贵州地下党组织不愧为中国共产党在贵州的一个战斗堡垒。

州地下党善于发挥的作用,高度重并宣省工委书记林青壮烈牲的事迹,在进步群众中展思想、信念教育。林青同志牲后,持秘密工作的尹素、高言志、李光庭、雷等同志,巧妙地把林青体掩埋在通向黔灵山的道路旁,留下一个大家永悼念的地方。省工委“八月会”作出“向林青同志学,英勇斗,战胜敌人”的决定后,党内采取了一些有力的措施:第一,由方小石同志把林青同志遗诗搜集起来,刻印成册,用油墨印刷,在党进步群众中秘密播,组织。第二,刘茂隆到上海后,曾通先生把一篇悼念林青的文章,表在《作家》刊物上,文中响亮地提出:“用怒来回答官僚的无耻,来暖暖内地多弟兄的盼望。······来泄自己心中万分的哀痛。”第三,采取清明祭前悼念的形式,吸收更多的人投入革命刊的学中,全省各地的秘密读书会,象雪球一,在段有着快的展。一个林青倒下去,更多的革命者站起来。多党在接受任,都要到林青墓前去默哀致敬,“向林青同志学”成了一股巨大的力,推州地下党的建党工作。

中共贵州地下党组织经受了“七一九”事件以来残酷斗争的考验,是坚强的党组织。贵州地下党,从毕节党支部的诞生,至省工委成立,都处在党和红军最困难的时期,它迎着反共逆流而上,体现了党组织坚强的政治素质和可贵的革命精神。“七一九”事件前后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充分证明了它是一支坚强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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